聶耳已經離開我們86年了，我們依然記得，他在短短的24年人生里，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創作了包括《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37首經典的歌曲作品，并憑著這些作品，為中國近現代音樂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著名音樂家冼星海稱贊他是“中國新興音樂的創造者，創造出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一種民眾音樂”。

有人會問，時代變了，社會變了，我們的黨和國家變得無比強大了，聶耳創作的作品在21世紀是否還有生命力？是否還具有現實意義？其實只要聶耳的音樂響起，靜靜地聽，作品中一個個或抒情、傾訴，或鼓舞、號召，包含青春激情、昂揚斗志的音符就足以回應一切質疑。

今天，在黨史學習教育中，玉溪市正在深入挖掘“聶耳和國歌的故事”，開展一系列學習體驗活動，弘揚聶耳精神，傳承紅色文化。在這個過程中，研究、普及聶耳音樂作品，講述好作品中鮮明的時代性、嚴肅的革命性、高昂的戰斗性，對于干部群眾了解、學習聶耳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不屈不撓的革命斗爭精神是大有裨益的。

根植于社會底層

著眼于民族危難

欣賞聶耳的音樂作品，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義勇軍進行曲》奏響了拯救民族危難的最強音；《碼頭工人歌》則替受壓迫的勞動大眾疾聲吶喊；《賣報歌》又在歡快的節奏中體現了創作者對弱勢群體脈脈的溫情、深深的關愛……一個年輕的作曲家能在剛走出師范學校校門不久就形成了革命的、覺醒的人生觀和創作觀，這是非常罕見的，卻絕非偶然產生的。

考察聶耳生活的社會和時代可知，聶耳出生于玉溪一個中醫家庭，這樣的家庭在昆明立足，成為小康之家并非難事。可事與愿違，大約在1904年，當聶家遷到昆明甬道街租房開館行醫之后，聶耳的父親聶鴻儀不得不將老家的大片田產典當出去，得到600兩紋銀，用于支付房租、采買藥材。就在聶耳出生的頭一年，1911年，重九起義爆發，清朝在云南的統治被推翻，可是中國民主革命最為重要的一頁——辛亥革命卻沒能讓中國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處境，底層人民還是沒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聶家在甬道街租用的鋪面原屬于清政府制臺衙門，重九起義后，又歸云南都督府所有，房產易主，租金翻了一倍。聶家無力支付，只得舉家多次遷移，家境每況愈下，聶鴻儀也因積勞成疾，在艱難困苦中離世。

聶家的境遇其實就是辛亥革命之后舊中國底層社會的一個縮影，貧困、苦難無窮無盡。年輕的聶耳對這一切耳濡目染，感受深刻。在1930年10月19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父親死了，那時我有四歲。據母親講莫說遺產沒有，就是幾角錢都沒有留下。”“父親的死，決定了我這一生的命運。”幸運的是，聶耳還有一位偉大的花腰傣母親——彭寂寬，聶家才沒有滑向生計斷絕、無依無靠的命運深淵。此時，彭寂寬敢于沖破封建禁忌，挑起生活的重擔，接手成春堂藥店，含辛茹苦將子女養大成人，順利地供聶耳讀完師范專業，并希望他成為一個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然后娶妻生子的普通人。

成年的聶耳顯然違背了母親的愿望，在面對國土淪喪、民族危亡時，他沒有選擇被家庭、時代定格的人生，而是勇敢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用音樂服務于人民的革命斗爭。在1932年寫給母親彭寂寬的一封信中，聶耳說：“我是為社會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礙物阻止或妨害我對社會的改造，我要在這人類社會里做出偉大的事業。”

從昆明去了上海以后，為了糊口，聶耳每天都做著繁重的工作，卻常常入不敷出，要靠向友人借錢才能勉強度日。不過這一切并沒有影響到聶耳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關注。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進犯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抵抗。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變”。據聶耳的好友、著名演員王人美后來回憶：“聶耳、金焰也約我到閘北前線去觀戰。我們親眼看到日本軍隊的炮擊，看到百姓的家室財產被毀，也看到英姿勃勃的十九路軍官兵。記得從閘北回來的途中，聶耳慷慨激昂地說：‘我們應該有抗戰的音樂、革命的音樂，抗戰的舞蹈、革命的舞蹈。’”

1933年，聶耳就將誓言變成了現實，先后創作了《開礦歌》《饑寒交迫之歌》《賣報歌》。這些作品預示著在民族災難深重時期，聶耳已經走上一條新興的音樂之路，開始喚醒人民奮起抗爭了。

了解了這些，我們也就清楚了：為什么著名的文學家夏衍稱聶耳是“中國人民的歌手”，為什么聶耳的音樂作品中有穿云裂石的高亢之聲，也有悲天憫人的哀婉之音，那都是因為他心懷家國，對腳下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在黨的關懷下成長

在革命斗爭中成熟

聶耳在創作、思想上的迅速成長、成熟，顯然跟我們黨的培養、鍛煉是分不開的。

在昆明，聶耳還在云南省立師范學校讀書，就積極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經常參加游行示威和文藝宣傳活動，思想十分活躍。1928年，云南革命處于低潮時期，在白色恐怖高壓下，聶耳經歷了血與火的斗爭、考驗，于8月的一天正式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在上海，聶耳沒有沉迷于都市的紙醉金迷中，從1930年起，先后參加了“反帝大同盟”“蘇聯之友社”“左翼劇聯音樂小組”等革命組織的活動。

在北平，1932年8月，通過同學張天虛，聶耳結識了陸萬美、許可、于伶等中共黨員和左翼藝術家，積極投身左翼文化運動，觀看了北平左翼戲劇家聯盟組織演出的《血衣》《戰友》《九·一八》等進步劇目，積極參與北平左翼音樂家聯盟的組建。10月28日，他還在清華大學畢業同學會組織的給東北抗日義勇軍募捐的晚會上用小提琴演奏了《國際歌》。

1933年初聶耳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的聶耳，以更飽滿的熱情投入革命工作，和工人、學生等革命群眾有了更密切的聯系，廣泛從事左翼電影、戲劇等活動，并開始了音樂創作。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創作了近40首歌曲，這些優秀的歌曲，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中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從入團到入黨，不到五年的時間，聶耳的思想深處已經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自覺為革命斗爭服務的世界觀。這種全新的世界觀，不僅體現在這一時期的書信日記、音樂創作中，也體現在對現實的批判、論爭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黑天使”事件。

事件涉及的另一方是后來被譽為“中國流行音樂奠基人”的黎錦暉。初到上海，從沒有受過音樂培訓的聶耳能夠在短時間內成為聯華影業公司歌舞班的首席小提琴手，除了異于常人的天賦和勤奮外，跟“伯樂”黎錦暉的幫助是分不開的。“一·二八事變”以后，國內抗日熱情高漲，聶耳的革命音樂理念與黎錦暉的平民音樂理念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很快，聶耳以“黑天使”為筆名，在期刊《電影藝術》上發表《中國歌舞短論》一文，將矛頭直指黎錦暉，批評他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仍然堅持“為歌舞而歌舞”的理念，尤其是為了經濟收益而迎合市民階層的低級趣味。文章末尾，聶耳高聲疾呼：“你不聽見這地球上，有著無窮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圍吶喊，狂呼！你要向那群眾深入，在這里面，你將有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術。”這篇文字既是向腐朽的靡靡之音，向資產階級黃色音樂的宣戰，同時也成了一篇革命音樂誕生的宣言。

結果可想而知，聶耳在黎錦暉主持的上海明月歌劇社被大多數成員孤立后，主動退社。

這樣的事件無獨有偶。在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工作期間，聶耳帶領同事與資方勢力進行斗爭，旗幟鮮明地反對其反動的制片方針。為此，聶耳成了聯華影業資方的眼中釘，終于在1934年1月被解雇。

處于失業中的聶耳卻在1934年1月29日的日記中宣稱：“一九三四年是我的音樂年。”這是一句預言，也反映了走上革命音樂之路的自信與從容。所以，夏衍說：“聶耳的樂觀主義精神，發源于他對革命事業的堅定的信心。”

果然，在1934 年，聶耳的音樂創作開始井噴，短短一年內創作了19首歌曲，其中不乏《打磚歌》《大路歌》《碼頭工人》和《畢業歌》《開路先鋒》這樣的傳世名曲。

原中國文聯主席、音樂家周巍峙評價聶耳這一時期的作品時說：“在聶耳的歌曲中，戰斗性特征和號召力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在歌曲領域中綻開的最美的花朵。”

堅守民族音樂傳統

傾聽大眾心聲吶喊

此外，我們還要認識到，聶耳開創的中國革命音樂并非無水之源、無本之木。

1985年1月，著名的音樂理論家呂驥曾為玉溪市聶耳銅像題詩“玉溪山水育精英，義軍一曲奮全民”，這兩句詩高度、精練地概括了聶耳成長的根基所在。云南學術界也達成一個共識：聶耳在音樂上的不朽成就，是與他深入學習云南民族民間音樂密不可分的。

這一點，從聶耳的書信、日記也能看出來。聶耳到上海后，曾多次寫信給云南的親友，要他們幫忙搜集云南的民間藝術資料寄給他。

1933年他寫信給母親說：“現在我想在中國的各地民間歌謠上下一番研究，請三哥幫我收集一些寄來，不論什么小調、洞經調、山歌、滇劇牌子都要。千萬急！”

1933年3月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注意云南的音樂。”

而據玉溪學者的研究，玉溪是云南花燈主要的發祥地之一，洞經、滇劇等民間藝術在玉溪各地也有較早的流傳歷史。玉溪花燈調《玉娥郎》《昭通調》《鬧元宵》，通海洞經曲牌《蓬萊宮》，玉溪滇劇曲牌《老絲弦一字》等民間音樂與聶耳的音樂有很多相同的音樂元素。

周巍峙對聶耳的音樂創作有過這樣的評價：“他站在民族傳統的根基上，吸收有益的外來因素，創造出了與崇高思想內容相適應的新的民族形式，實現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

在1985年中國聶耳、冼星海音樂創作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張銅柱在《論聶耳歌曲的藝術特色及歷史功績》一文中對聶耳的革命音樂也做了一個準確的概括：“我們的作曲家將民族音樂語言進行了時代化，又將外國音樂進行了民族化……這種新的音樂語言既保持了我們的民族特色，又吸收了外國音樂中富有表現力的各種因素，具有了革命性、戰斗性，完成了表現當時革命斗爭生活的歷史任務。”

從聶耳的音樂作品中，我們還能看到他將大眾生活當成了創作的源泉和基礎。

據著名音樂家孫慎回憶，為了寫《新女性》這首歌，聶耳花了不少時間在星星滿天、寒霜遍地的秋夜，步行一個多鐘頭趕到紗廠附近去觀察和了解女工們的生活和思想。為了寫《碼頭工人歌》，他經常到江邊碼頭觀察和了解搬運工人的勞動情景和他們的思想感情，記錄下他們勞動的節奏和音調。聶耳深入生活是跟群眾打成一片，使自己成為群眾的一員。

不容置疑的是，聶耳將音樂和人民群眾密切結合的光榮傳統，至今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說到這，“聶耳音樂是否還有生命力”這樣的命題已經不值一駁，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應對聶耳的音樂作品給予高度的認同和肯定。最后借用周巍峙的一句話來作結：“聶耳開辟了一條新的音樂道路，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他的歌曲，以其鮮明的深刻的時代精神，獲得了不朽的歷史價值。”

（記者  蔡傳兵   本文配圖均為本報資料圖）